1925年，是商务印书馆风云多变的一年。工人运动的风暴此伏彼起，大有轰轰烈烈电闪雷鸣之势。继“五卅”的风暴过后，8月间，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风潮在商务印书馆掀起。
中共中央为重振“五卅”运动后在高压下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，决定在商务印书馆这个全国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出版印刷企业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罢工。导火线便是商务当局关于裁员之议为职工所知，于是由发行所的中共党员廖陈云（即陈云）为首发起了全所的罢工。很快，印刷、编译二所和总务处相继响应，全国三十几个分馆也纷纷声援。为了更好地领导这次罢工，经三所（发行、印刷、编译）一处（总务）协商，成立了“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”，选出委员13人，父亲作为编译所的职工代表，被选为委员之一（编译所的委员共三人，另二人是沈雁冰、丁晓先）。而资方为了对付这次罢工，也选出了张菊生、高梦旦、鲍咸昌等为代表，出面与职工谈判，这时，其他所里有的职工对编译所选父亲为代表，表示怀疑。有人说：郑振铎是高梦旦的女婿，女婿和老丈人打官司，能打赢吗？但是，编译所的同人深知父亲的为人，他们还是推举了父亲。据说，董事会方面也曾有人提出让高梦旦先生回避，外祖父婉言拒绝了。
双方谈判，针锋相对，气氛十分激烈。第一次谈判（8月24日），资方提出：先开工而后谈判，遭到职工代表的强烈反对，说从来还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双方僵持不下，谈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毫无结果，不欢而散。第二次谈判（26日上午）正在进行，又忽然闯进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大兵，为首的自称是淞沪镇守使部下的营长，是奉命来“调解”的，他气势汹汹喝令资方：你们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，工人不是要增加工资么？我说可以。又对职工代表说：工会不许成立！联帅（孙传芳，当时自称五省联帅）命令取缔一切工会。几千人罢工，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。然后又对劳资双方说：限你们双方今天立即签字复工。他的话劳资双方自然都不能接受，于是都不作声。那营长暴躁地拍着桌子说：明天我带兵来，一定要复工！说着便朝外走了。结果谈判只得作罢。
听母亲讲过：这期间，有一天父亲和她都在外婆家吃晚饭。外祖母也听说了商务罢工之事，并且又听说父亲和外祖父是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，便在吃饭间关切地问道：“你们谈判的事怎么样了？”外祖母生怕谈判会伤了翁婿间的感情，影响父亲和母亲的关系。外祖父当即沉下脸来说：“家里不谈公事！”说罢继续埋头吃饭。父亲也只是端着碗笑笑，却不作声。外祖母见自讨没趣，便也改换了话题，不断地给女婿夹菜。母亲说，事后才知道，原来外祖父和父亲在这次罢工期间，曾有一个“约法”，就是谈判桌下决不谈有关罢工的一个字。外祖母不知内情犯了“禁”，因此外祖父便让她碰了个软钉子。
罢工持续到27日，那位营长再也没来，而商务资方突然让步了。在总厂交通科的第一会议室整整谈判了一整天，双方讨价还价，面红耳赤，直到晚上九点，才终于达成协议。代表资方签字的是鲍咸昌，而劳方的13位委员都签了字。在协议书上，资方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，承认工会，改良待遇，优待女工等条件。因而这场罢工，最后以资方的让步，工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。
在整个罢工期间，父亲与外祖父始终恪守他们翁婿间的“约法”，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，各不相让，但会下却依然相敬如常。能这样好地处理公与私的关系，与他俩的个人品德是分不开的，在商务同人间曾传为一时美谈。
（选自《石榴又红了——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》，郑尔康著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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